【编辑推荐】
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应该知道多少信息才合适？
我们想要知道伴侣在电影院买的一大桶爆米花里含有多少卡路里吗？
我们想要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一直盯着自己买进的股票价格吗？
我们想知道自己在基因上是否容易患某种疾病吗？
信息一定是越多越好吗？在公共政策领域，一些论者认为的确如此。他们强调知情权，主张信息应该尽可能披露，以确保人们能够自主做出选择。
卡斯·桑斯坦教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决策者应该关注信息的情绪影响，避免一刀切地要求强制披露信息。信息可能让人愉悦，也可能让人悲伤。只有当信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换言之，只有当信息能够让人们更快乐，或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时，才应该要求公司、雇主、医院等机构披露相关信息。信息并非越多越好，披露信息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里，卡斯·桑斯坦教授将行为经济学洞察引入对公共信息披露的研究，揭示出信息的情绪维度，呼吁公共政策关注人们对信息的情绪反应，更全面地看待信息的福利影响，重新思考信息披露的利弊。
信息有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而具有工具价值；信息可以带来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因而也具有享乐价值。后者对人们的福利非常重要，但一直以来都受到公共政策的忽视。在出台信息披露要求时，决策者应该细致考察政策在工具性和享乐性两个维度上的成本与收益。由于注意力有限等心理因素，信息披露对信息接受者行为的改变，并不如支持者所认为的那么有效。人们有时候还会为了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而获取信息，哪怕信息并不能让他们快乐，所以人们才无法离开社交媒体。而机构和企业强制要求人们完成文书手续、提供繁复信息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恶性助推”，会导致高昂的经济和心理代价，伤害社会中蕞弱势的群体。
【作者简介】
卡斯·R.桑斯坦 Cass R. Sunstein
哈佛大学法学院校级教授，该院“行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项目”创始人和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行政法领域的顶尖学者，也是迄今为止美国乃至全世界被引用次数蕞多的法律学者。在政治学、决策科学、经济学等领域亦享有崇高学术声望。携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致力于推动行为经济学在政策设计与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著有《助推》《噪声》《信息乌托邦》等畅销书多部。2009—2012年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之后任职于奥巴马总统的情报与通信技术审查小组，以及五角大楼的国防创新委员会。2018年，他因“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现代监管国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荣获挪威政府颁发的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该奖项被称为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
【媒体评价】
这本书实际上提供了比它所声称的论题更奇异、更有趣的东西：它是对蕞终造成“行为市场失灵”的人类偏误的一次巡礼。过往这一代人认为，信息披露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好事。对于这样的笃信，本书并没有用一种新的笃信取而代之，但它确实使人们再也无法继续将信息披露视作一件明白无误的好事。——《纽约时报书评》
卡斯·桑斯坦再一次证明，用证据和严谨的态度来评估政策问题，不仅能提高治理水平，而且在智力上令人兴奋。——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这是经典的卡斯·桑斯坦：敏锐的洞察、清晰明了的文笔充斥每一页。单是关于 Facebook 的一章，就足以成为读这本书的理由。——罗伯特·H.弗兰克，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牛奶可乐经济学》作者
【目录】
引言
致谢
第1章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是福
第2章 福利的衡量
第3章 心理学
第4章 听到错误的东西
第5章 道德错误
第6章 估计Facebook的价值
第7章 恶性助推
后记
【文章摘要】
第6章 估计Facebook的价值
如果你想要信息，你可能会上网去获取。其中一些具有工具价值。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用谷歌地图。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处理扭伤的脚踝，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或者你也可以上网学习让你高兴的东西，即使你不会使用到它。如果你喜欢学习流行音乐的历史，你完全可以在网上学习它。
许多可用的信息都是抽象的，但也可以获得个性化的信息。基于一些基本事实，你可以推算出你的预期寿命。你可以了解很多关于你的健康风险、经济前景，甚至性格的东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可以获得的信息更加详细。而十年后可以得到的将比现在可以得到的更加详细。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涉及很多领域，在一开始就提出主要观点是很有用的。有证据表明，平均而言，使用Facebook会让人们不那么快乐，更容易抑郁，更容易焦虑，对生活更不满意。这种影响不应被夸大。这种影响不大。但这是真实的。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停止使用Facebook，并经历了明显的幸福感提升的人，非常想继续使用Facebook。事实上，他们会要求很多钱来放弃Facebook。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确定，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使用Facebook的体验，包括使用它提供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即使它不会让人们更快乐。无知并不是福。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想要相关的信息，因为他们喜欢甚至珍视与相关的人联系的感觉。
必须强调的是，社交媒体不仅仅提供信息，至少并不仅仅提供本书所强调的那种意义上的信息。你可以使用Facebook与家人或朋友联系。你可能认为你会了解到一些对你的经济状况或健康很重要的东西，也可能不这么认为。但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信息传播的，即使对这一范畴的理解要比本书迄今为止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交媒体到底有多大价值？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相关信息都是免费的，至少你可以不花钱就获得这些信息。但你可能也会付出注意力和数据流量的代价。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从广告中获得收入。但是，鉴于持续存在的争议，有关改变商业模式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即有人主张商业模式应改为要求用户为使用相关平台及其提供的服务付费。这些讨论还伴随着关于这些平台的适当经济估值的更多理论性探讨。如果人们需要付费才能使用Facebook的话，他们愿意花多少钱？
这些答案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社交媒体和一般信息的价值的重要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也有助于回答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关于经济估值，关于某些消费决策的潜在表达质量，以及关于传统经济指标与实际人类福利之间的差距（第2章重点介绍了这一点）。答案会影响政策和监管。
行为经济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支付意愿（WTP）和接受意愿（WTA）之间的潜在差异。如果我们对福利感兴趣，那么最好的问题是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使用（比如）Facebook，或者他们会要求多少钱来停止使用它？人们对禀赋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禀赋效应表明，人们为放弃某些商品所要求的补偿，远远超过他们最初为获得这些商品所付出的代价。禀赋效应是有争议的，至少在其领域、来源和规模方面存在争议。我们可能想知道：使用社交媒体的支付意愿是否比不使用社交媒体的接受意愿更大？如果是这样，标准解释是否可以解释任何此类差异？
一个同样普遍、甚至更为基本的问题，涉及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的度量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学中，人们通常会说，人们购买商品的支付意愿是衡量拥有这些商品所带来的福利效应的最佳方法。当然，支付意愿是实际市场中的衡量标准。然而，回想一下，要得出一个支付意愿数字，人们必须解决一个预测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预测商品对他们福利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特别是对于人们熟悉的商品（鞋子、衬衫、肥皂）。但对于某些商品来说，找到解决方案可能特别困难，比如人们可能对不熟悉的商品缺乏经验。人们怎么可能用一种货币指标来衡量一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商品可能带来的福利效应呢？
对许多人来说，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图片分享应用程序）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一点都不陌生。人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但出于我们将要探讨的原因，社交媒体用户并不容易用金钱来衡量这些平台的价值。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对支付意愿的理解告诉我们，在信息寻求的背景下，支付意愿和福利之间的不确定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这应该会促使人们对福利效应进行更直接的探究。支付意愿仅仅是复利效应的一个代理变量，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代理变量。任务是要找出确切原因，并设计出替代品。我的目标是在这项任务上取得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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